1922年的深秋,爱因斯坦登上一艘远洋轮船,从欧洲启程,先在日本逗留一个多月,随后途经上海短暂停靠。
在日本期间,他的日记写得颇为温情,称赞那里的人们聪慧、谦逊、富有艺术气质。
但是,当他的船在上海靠岸,前后加起来不过三四天光景,笔下的语气便陡然转变。
他还特别提到当地人蹲在地上进食的姿态,认为那和欧洲人在林间解手的模样如出一辙。
更让人瞠目的是,他在私人笔记中留下这样的论断,假如中国人替代其余全部族群,“那实在令人惋惜”。
同一个人,同一趟旅程,同一本笔记,对待两个东方民族的态度竟如此天差地别,实在让人唏嘘不已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,爱因斯坦在上海与中国知识分子会面时,说的完全是另一番话。
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,成长于瑞士,身边交往的都是欧洲最顶级的科学家与艺术家。
这并非爱因斯坦一个人的独特看法,他只是顺手拿起那个时代欧洲科学界通用的标签。
周围挤满从苏北、安徽逃难而来的难民和苦力,他们住在帆布搭成的棚屋里,每天只能挣到几个铜板。
他在日记中记录的“中国苦力”“麻木神情”“蹲地吃饭”,全都来自码头和街头的匆匆一瞥。
他没有接触过中国的知识分子,没有参观过任何一所大学,更没有与任何一位中国人进行过深入交流。
他绝不会仅凭几组实验数据就贸然宣布一条物理定律,却能凭借几个码头苦力的面容就断言一个民族“智力低下”。
智商再高的人,一旦脱离深入的了解,得出的判断与街头巷尾任何一个怀有偏见的路人并无二致。
1933年,纳粹上台,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遭到搜查,书籍被焚毁,财产被没收。
身为犹太人,他同样被那套“生物性低劣”的标尺,从德意志的光荣谱系中彻底放逐。
他还联合杜威、孟禄等知名知识分子,通电营救被捕的“七君子”,并与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共同发起“援助中国委员会”,在美国两千多个城镇展开援华募捐活动。
到1946年,他站在讲台上直言:“种族主义是白人的疾病,我不会对此保持沉默。”
1922年他写下“中国人像机器”,1946年他高呼“种族主义是白人的疾病”,这24年间,还横亘着一场他亲身经历的劫难。
他终于从那个高高在上审视“”的欧洲精英,转变为真正理解被歧视滋味的人。
并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好了,而是命运让他换一个位置,站到了“被观察”的那一边。
有人坦言,1922年上海码头在他面前本就是这副光景,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,苦力们一天只赚得几个铜钱。
一面映照出20世纪20年代欧洲知识精英的傲慢,另一面则折射出1922年中国最深沉的伤痛。举报评论26